从身体的角度看--先秦思想中的身体与修行(2)

    三、身体的出场
    终极的神圣恒在与有限的个体偶在之间的张力，贯穿了整个人类思想史。神圣恒在在上展现出不同的面相——梵、道、逻各斯、理型、神性、理念、精神等等。所谓偶在，则是偶然在世的我在之身及其感觉、欲望。21）“身体与理念的关系，在古代性中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制约关系，即身体受理念的超意义约束。……文化性的价值理念系统有如一件服饰，某个身体穿上它才禀得一种生存的人性身份和性的权利。”22）这种制约关系在东西方皆然，不过程度轻重与神/人、超越/经验的二元化倾向的强弱有关。23）在西方思想世界，身体与理念的紧张表现得尤为强烈，由古希腊一直延伸至今。
    特纳勾勒了西方身体传统的线索：在古希腊，身体“是形式与欲望（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之间斗争的焦点”；基督教把身体贬损为肉体，“中的心与身的对比在基督教中则成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对比”，“人类身体从罪过的场所变成了罪过的原因”；这一抑身扬心的倾向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那里得到了明确的理性化表述。经过费尔巴哈、尼采、福柯的层层推进，身体对理性的抗拒全面展开。24）特纳的梳理充分顾及到社会进程、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历史层面的，这一特色在其考察语境中的身体时提出的“肉体社会”（the somatic society）25）概念上亦得到体现。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社会和文化、信仰诸在根本上都关涉到身体问题，甚至本身就通过身体来表现，而与身体相关的诸多品性——感觉、感性、欲望、欲爱、性感，其重要性得到空前的强调。在此，神性（理念）与身体的紧张，不是消解而是更为强烈了。马克斯·舍勒（Marx Scheler）关于现代社会性质“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论断，26）凸现了这种张力的切身性。
    伴随着人类社会世俗化的进程，身体对精神作为生存根基的抗拒，成了步入现代以来自隐而显的一根思想经脉。刘小枫指出，作为身体之在与观念之在的辩护者，“尼采与胡塞尔的坚硬对立，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大奇案，它被海德格尔按尼采的方向化解了，亦被舍勒按胡塞尔的方向深化了”。27）由此出发，两大谱系的代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施密茨（Hermann Schmitz）；福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将问题从哲学推进到文化、制度安排、社会秩序等各个层面。相关的知识性言述也纷至沓来，从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到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身体作为基本的构成性元素参与到各项论说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精神、价值与身体、感性自近代以来的这一逆转在知识学上的表现，被精神优位论者不无揶揄地形容为一种“翻身论”。28）所谓“翻身”，就是身体的生存论位移——从被贬损、驾驭的对象翻转成为存在的基础和准绳。对这一“翻身”现象的意义，从不同的价值意向、知识结构甚至心性情怀出发，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迥异的判断，但“翻身”现象作为事实本身，却是知识界所必得正视的。由此，身体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史意义，“身体的角度”成为了现代学术思想言述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身体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和隐喻，当然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建构起来的，本身就充满了权力诉求的张力。但身体又不仅仅具有历史的社会-文化面相，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对身体的探询更指向人的问题和深广的形而上之域。作为代表性的形而上命题，无论是康德（Immanuel Kant）的“人是什么？”，还是赫舍尔（Abraham J. Heschel）的“人是谁？”，实际上都不能不考虑身体的维度。无论是勘察人的本质，还是究诘人的处境，也不能不把身体作为重要的起点和条件。身体的问题，归根结底与“人的问题”息息相关，对身体的探讨，也就是对人之存在（human being）乃至人之生存（human living）的关切。

    四、问题的提出
    如所周知，源于西欧的现代性裹挟技术理性、概念思维、人性诉求和宪政理念，以其普遍主义的姿态，已使非欧美的各后发现代化国家卷入了社会建制、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和日常生活等几大层面的剧烈转型，在受动和被迫的状态下，参与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当然，现代性的基设、结构和游戏规则绝不具有先验的必然性，但在现实层面，现代性问题已将人类的命运拴在一起，风险与福祉都要共同承担。
    参与现代世界的过程，是一部被现代所“化”的挫折史。西学言述与华夏理念的猝然相遇，使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制度构设遭到质疑、颠覆，而作为西方思想基本构架的神/人、心/身、精神/物质、理念/身体的二分模式，也强行植入中国转型期的思想意识层面。伴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跨国垄断资本对民族国家的渗透、以及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本处于“前现代”阶段的中国也呈现出了“肉体社会”的许多特征。身体作为感性、欲望的在体，成为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织体中的一个基点，身体话语、身体写作与身体行为已融进知识生产、主义论争、商业行为和生存方式中，构成现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与此同时，在身体对理念、精神的价值颠覆过程中，对身体的片面关注也使得身体被等同于肉体，29）其丰富意蕴也被抽空为无根的欲望。身体的异化，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某些区域，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尽管存在着先发与后发、强势与弱势的区别，现代民族国家在世界共同体中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政治-经济的社会因素与民族-地域的文化历史因素，问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对身体的理解正是如此，如何在精神优位论对身体的贬抑与唯身体（肉体）论对精神的颠覆之间，找到一个适切的结合点，使精神与身体的契合、融构成为可能，是西方与中国在现时代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也许，对中国古代的身体思想进行考察，当能提供不同于西方式理解的一个维度。本文深信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毕竟，在强势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并不能掩盖甚至泯灭不同文化的价值基点，也不能锁定人类未来可能的方向。文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话的、参与的，而非强制的、排它的或者“保护性剥夺”30）的。不同的思想传统、价值体系，都应该在现代社会共同体的融构中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另外，对中国古代身体思想的梳理，亦可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人，并进而勘察中国独特的人观、身体观，是否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是否起到了某种作用。这对于思考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及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不是没有价值的。
    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历来多从心性的角度入手，这样的思路对于宋明道学及当代新儒学来说当无疑问，但先秦思想有其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景观，在宋明道学中受到贬抑的身体、情意、才质，并不在先秦思想的关注域之外。31）充分考虑身体情意的因素，从身心的交融来考察先秦思想，当更为切题。诚如黄俊杰所言，从“即心言心”的进路拓展到“即身心互渗以言心”的进路，可为中国思想史开拓新境界。32）